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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信息

刊名:好日子
主办: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湖北省委宣传部
ISSN:1671-2609
CN:42-1880/G0
语言:中文
周期:月刊
影响因子:0
被引频次:13
期刊分类:文化传媒
期刊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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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菲吉斯日子中的异质时间结构(5)

来源:好日子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2 14:08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日子》的叙述者在因瘫痪入院后感到的不是痛苦或焦虑,而是一种安心和平静。这是因为她怀疑自己陷入了某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并相信住院能使她免受

《日子》的叙述者在因瘫痪入院后感到的不是痛苦或焦虑,而是一种安心和平静。这是因为她怀疑自己陷入了某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并相信住院能使她免受骗局的侵害。她甚至觉得住院给了她“第二次童年”(Figes 1983: 10)。叙述者倾听着从窗外隐隐传来的汽车喧嚣声,觉得自己宁愿待在病房中:

不知为何我怀疑自己被某个缜密的计划算计了……有时我告诉自己我来这里是为了躲避某个阴谋,躲避等待着我(依然等待着,在这座大厦周围伺机潜伏着)、想让我毁灭的陷阱。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这种陷阱……我确定往前走的任何一步,无论面朝何方,都会让我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向下急剧坠落。整个世界都会对我施以暴力,准备向我猛扑……因此我宁愿丧失行走能力。

文中叙述者所说的陷阱实际上就是限制着人们行动、塑造着人们身份的社会规范。叙述者的瘫痪并不全然是因压迫性力量而导致的被动残疾,而是自主选择的自我保护途径。瘫痪让叙述者可以逃离不断反复、永无止境的身份操演行为,逃离社会规范和规则的限制和塑形。叙述者一直试图顺从别人(母亲、多年以前的医生恋人、丈夫),按社会文化对自己的预期行事,履行着传统女性的美德(隐忍、自我牺牲、服务他人)。她在自白中谈到她很少为自己考虑,一直被教导永远都不应利己,重要的只有他人。她觉得如果失去了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她需要控制的正是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主人公的经历反映出女性进行身份操演时往往被迫进行自我克制和牺牲。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处于从属和边缘化的位置,因此女性按照社会文化预期进行身份操演就要否定自身的主体性。这是一个悖论。女性的身份操演是确立无主体性主体的过程。叙述者主动地决定停止运作和身份操演,用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来拒绝强加于己的规则和限制。

在小说结尾,叙述者又重获行走的力量。瘫痪的病躯为何突然奇迹般地康复?托凡扎可等学者并未就这一点给出合理解释。为了诠释这一晦涩的结尾,我们需要考察瘫痪前后叙述者的行为和所遇事件。在叙述者康复的当天晚上,她的女儿来医院拜访她,场面较为温馨。女儿走之前亲吻了母亲,叙述者则表示愿意为了女儿牺牲一切。这种母性之爱让叙述者从瘫痪中复归正常。在女儿的拜访期间,叙述者不断回想多年前自己对母亲的拜访。前文提到过菲吉斯将两个场景并排展示,对多年前访问的描写用括号加以标明。两个场景中的行为和对话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叙述者和女儿的关系更为和谐,对女儿更加理解。她认为女儿不应为了自己牺牲青春,而是建议她去旅行,不能为了他人而忽视自身的需求。母性之爱和责任感让叙述者重新开始行走。此外,在倒数第二章中,叙述者回忆起自己和父亲的对话。在对话的最后,父亲坦白自己决定离开家庭。回忆这一场景时,叙述者最终认识到尽管她掩饰自己的情感,佯装坚强,但父亲的遗弃还是令其深受伤害。从这一角度考虑,小说中的“无时”其实是一段沉思和自我治愈的时间。主人公通过回忆,讲述自己的过往。对创伤经历的叙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一种精神层面的书写疗法(scriptotheapy)。在重获行走能力后,叙述者想起因跌倒而住院的母亲,预见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叙述者的外祖母也是因为跌倒、摔伤而去世)。她提醒自己:“有些必须完成的事情……但首先,得应对死亡。我得出席,说些必要的谎言来安抚别人,这是我一直熟练掌握的功能”(Figes 1983: 119) 。叙述者决定离开保护性的病房,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想要生存就必须操演某种身份,从而获得社会的接受。叙述者指出“一个人必须足够坚强,才能在自己的故事中栖息” (Figes 1983: 118),而她决定为了家人而栖居于自己的身份和故事之壳中。

小说对母性身份操演问题的思考深受20世纪后半叶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对家庭和母性的态度一直非常矛盾。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母性和亲情让妇女更加贴近自然,是女性改造父权文化的潜在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者质疑家庭或母性,甚至试图对其进行去自然化或祛魅,认为它们是父权体系运作的必要元素,是一种建构出的自然。女性主义运动想要发展和胜利就必须废除家庭和母性的机制。伊莲·塔特尔·汉森(Elaine Tuttle Hansen)将女性主义者对母性的态度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母性遭到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凯特·米利特、贝蒂·弗里丹等人的强烈批判;第二阶段,一些人试图重新强调母性的积极意义,如美国的艾德里安娜·里奇、南希·乔多罗,英国的玛丽·奥布莱恩、朱丽叶·米切尔,以及法国的露丝·伊利格瑞、埃伦娜·西苏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第三阶段则是停滞和意见不一的时期(Hansen 1997: 5-6)。此外,艾米丽·杰里米(Emily Jeremiah)指出女性主义者们对母性的理解经历了由本质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显著变化(Jeremiah 2006: 21)。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将母亲这一主体看成是一种被自然化了的社会建构,母性并非完全天然;但母性也是令妇女团结的主要情感因素之一,所以母性可能有其存在的必要。

文章来源:《好日子》 网址: http://www.hrzzzs.cn/qikandaodu/2021/0222/1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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