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娃·菲吉斯(Eva Figes)是一名犹太裔英国作家。她的第一本小说《秋分》(Equinox)出版于1966年，第二本小说《冬日旅程》(WinterJourney)获得1967年的《卫报》小说奖。1970年出版的《父权态度：社会中的女性》(PatriarchalAttitudes：WomeninSociety)令菲吉斯声名鹊起。这本著作与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TheFemaleEunuch)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政治》(SexualPolitics)同年问世，已成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经典作品。菲吉斯曾隶属一个松散的英国实验派作家团体，该团体的其他主要作家包括B. S. 约翰逊(B. S. Johnson)、安·奎因(Ann Quin)和艾伦·伯恩斯(Alan Burns)。这些作家深受法国新小说影响，认为人们面临的现实已经改变，作家需要发展出新的手法和形式来表现新的现实。在长达40年左右的写作生涯中，菲吉斯创作出十三部小说、三部回忆录、四本批评专著，以及若干短篇小说和译作。

1974年，菲吉斯出版了小说《日子》(Days)。书中一个没有名字的女子因下肢瘫痪而在医院治疗。她躺在病床上，人生中各个时期的回忆涌入心头，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那时她自己的母亲也因病住院，而父亲则有了外遇，继而抛家弃子。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叙述者)重获行走能力。小说中大量使用所指含混的代词，导致描述的事件发生在何时、人物为谁较难分清。尤其是叙述者与她的母亲、女儿，以及现在自我和过去自我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这成为小说的标志性特点之一。

目前尚没有学者发表专门研究《日子》的论文，现有讨论这本小说的研究都同时考察了菲吉斯两部或两部以上的作品，如西尔维娅·佩利塞尔-奥汀(Silvia Pellicer-Ortin)于2015年出版的《伊娃·菲吉斯的书写:创伤之旅》(EvaFiges’Writings:AJourneythroughTrauma)。这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菲吉斯批评英文专著。茱莉亚·托凡扎可(Julia Tofant?uk)的“伊娃·菲吉斯小说中的时间、空间和她历史”(“Time, space and (her) story in the fiction of Eva Figes”)讨论了菲吉斯三部小说中的社会性别和历史问题。大多数学者，如茱莉亚·托凡扎可、索尼娅·安德玛赫(Sonya Andermahr)、西尔维娅·佩利塞尔-奥汀和宋建福都将小说解读成对父权社会中被动女性的描写。在《英国女性小说史》一书中，宋建福专门撰写章节介绍英国实验派作家，首次较为系统地介绍并分析了菲吉斯的作品。宋建福认为《日子》中的叙述者代表着历史中的女性整体，房间象征着父权社会，而叙述者的瘫痪则是社会禁锢的必然结果(宋建福 2011： 445)。本文认为其中虽有合理因素，但过于片面，未能看到文本中矛盾复杂的人物意识和女性主义视野。叙述者不只是被动受限并失去行动力，而是主动拒绝按照社会约规去操演身份，从而抵抗强加于己的从属地位。本文采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异质时间”、茱莉亚·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身份操演(performativity)以及叙事学及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试图分析线性和非线性并存的独特时间构造，以及叙述者在身份操演方面面临的困境，来揭示文本所蕴含的矛盾和异质特征。

一、 异质时间

在“女性时间”一文中，克里斯蒂娃阐释了自己对“女性时间”和“异质时间”的构想。克里斯蒂娃认为父权社会采用线性计时和历史叙述方法，强调向前进步和进化的宏大叙事。作为对比，女性时间则基于“重复和永远”(repetition and eternity)：

一方面，经期、妊娠和生物节奏的永恒反复遵从自然的节奏，其塑造的时间可能会模式化到令人感到惊奇，但它的规律性和与主体外时间、宇宙时间的和谐关系又能引发令人昏眩的景象和无法命名的“享乐”。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因为此，永恒的时间大量存在，其中没有裂隙和逃脱之处，和(流逝的)线性时间几乎没有什么相似处，所以用“时间”来形容它不太贴切。

克里斯蒂娃认为女性身体体验中蕴含着周期往复的节奏，与自然中的韵律彼此呼应。而许多社会都有母性崇拜的宗教和文化，如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崇拜；其中的母亲往往和永恒的时间联系在一起。重复、永恒而循环的非线性时间是“女性时间”。与之相对，父权社会的典型时间方式是线性时间。克里斯蒂娃的这一论断与20世纪许多学者、作家的看法一致：虽然不同性别不可能严格对应着某种时间表现形式，但用线性表达男子气概或文化，用非线性表达体现女子特质的思路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学创作和批评传统。塑造了这一传统的人包括多萝西·理查德森、弗吉尼亚·伍尔芙、娜塔丽·萨洛特等以非线性叙事手法著称的女性作家，以及柏格森、西苏这样的理论家。在柏格森等人的著作中，线性时间往往是机械生产、工业社会中时间的存在方式。它规定、限制着人们的肉体和行动。然而，克里斯蒂娃指出与女性主体相关的循环和永恒时间并非不能与父权社会共存。事实上，与父权相联系的线性时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能将其完全抛弃。克里斯蒂娃提倡将女性时间(即非线性时间)融入线性时间，增加系统的异质性，创造一种建立在不同和区分之上的“异质时间”美学。克里斯蒂娃回顾女性主义历史，指出第一代女性主义者试图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线性文化和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则完全反对线性时间与文化，试图在父权体系之外建立自己的文化，是一种“反过来的性别歧视”(Kristeva 1981: 27)。她认为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异质性的不可削减，并将女性时间与线性时间结合起来。克里斯蒂娃对时间的分析显然带有隐喻性，线性和非线性时间可代表一种体验和思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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